2. 幕府掌书记与其劲健诗风、深厚学养的渊源关系。

　　至德以后文人看重入幕成为风气，文人辟于幕府、升于朝廷成为规律，并从重视边幕转向重视内地幕府。如“淮南”一镇，曾有李翰、杜佑、梁肃等人先入幕、次升朝廷，“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亦不甚枚举，如权德舆、裴度、杜佑、令狐楚等皆位至宰相。这里古文大家梁肃的入幕经历可能对刘禹锡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新唐书梁肃传》云“杜佑辟淮南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建中元年，梁肃登科后被授予太子校书郎，又授右拾遗，丁母忧，免丧后入杜佑幕，旋入朝为监察御史，转翰林学士等。刘禹锡登科后亦为太子校书郎，旋丁父忧，与梁肃当年的经历何其相似！而熟知刘禹锡的史学家杜佑刚好时任淮南节度使兼领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效梁肃之举当为上上之选。刘禹锡入杜佑幕府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数月后去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

　　掌书记，掌理使府表奏书檄之事，戴伟华先生《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对其职责有准确的界定，“掌书记”负责写作“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以及军事、政事文书等，足见其于幕府的重要性。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其撰写了许多文书，从《刘禹锡全集》可以统计出相关表、状的数量：其中，为淮南杜相公佑修的表章有二十一首，状一首（《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状》）；相关的还有两首状，《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长安至长乐驿谢赐酒食状》、《为杜相公谢就宅食状》。

　　除了掌书记文辞之事外，刘禹锡在杜佑幕府中还历经了一段戎马生涯。贞元十六年（800），徐州军乱，杜佑统兵讨伐，刘禹锡跟随从军并为杜佑撰写《请赴行营表》。戎马生活壮怀激烈，迥异于传统文士所见所闻所感。刘禹锡身处其间，为军营气氛所染，为战场角逐所触，改变了儒雅风气，丰富了激昂、劲健的气质，成为其后来形成劲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刘禹锡在杜佑幕府中还接受了浓厚的经学、史学熏陶，容易形成重视学养的秉性。杜佑主政淮南幕府之前，扬州经学氛围浓厚，戴伟华先生《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考证，“大历八年至兴元元年，赵匡、陆质为淮南幕僚……至大历乙卯（大历十年）而成《春秋篡例》”，《春秋篡例》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中形成定稿，幕主陈少游推崇赵匡、陆质，由此可以推断，在扬州幕府中自然会掀起崇经崇学之风。史载杜佑贞元六年上任淮南节度使，距兴元元年不过六年的时间，而且杜佑崇史崇学，理应培植、保存乃至继续发扬扬州良好的经学精神。不过他主要致力于编著《通典》，《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推断了《通典》上献朝廷的时间为贞元十七年（801）年上献朝廷。刘禹锡入杜佑扬州幕时，正是《通典》定稿前期的关键时候。刘禹锡入幕，太子校书出身的他，最适合校勘定稿工作，自然是修订《通典》的不二人选。杜佑的《通典》内容丰赡、博大深广，刘禹锡在杜佑幕研阅、整理、校勘《通典》的过程中，自然也增加了学养、丰富了学识，其后来所著的诗文名篇，对典章礼乐、历史沿革、门第源流，皆能尽其详并随手而至，当是与接触《通典》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