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拜相，主张任用贤能，反对植党营私，擢王维为右拾遗。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赞美张九龄，并表示自己愿意报效国家：“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这说明壮年时期的王维很有些政治报负。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政治由清变浊。王维思想变化很大，向往归隠生活。但当时他却没有坚决退出官场，其原因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家贫祿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之二)实际上他是害怕弃官失禄，过清贫生活。置身官场“恐招负时累”，归隐山林又怕生活艰苦，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奔蜀，王维扈从不及，被俘，缚送洛阳菩提寺拘押，失去自由。根据史实，结合诗作的情趣，历来注家都以为《山居秋暝》是天宝年间王维居辋川时的作品。这样看来，王维的《山居秋暝》比李白的《别内赴征》诞生得要早一些。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郭老的论断?“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恐怕属于智者之失了。

　　当时，这个念头还带有几分谨慎。因为对于李白《别内赴征》诗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尙存分歧，毕竟有些注家以为作于天宝元年。果真如此，郭老的论断就未必是错。直到近期，我读了杜甫的五律《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后，可以断定：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创举。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宋代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这个说法可信。因为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吳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那时，其父杜闲任兖州司马，杜甫便往兖州省亲，从开元二十五(737)年起，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归东都洛阳。筑陆浑山庄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黄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以断定，《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该诗全文：“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晩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前人曾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这话大抵不错。拿上述这首杜诗说，开头一句“秋水清无底”，就字字有来历。“秋水”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潘岳的《秋兴赋》也有“澡秋水之涓涓兮”的句子。“清无底”，前人早已指出：这是“翻用”隋代卢思道“秋江见底清”的诗句。这种“翻用”是反用语典。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上两座相峙并秀的高峰。清代贺裳说：“唐无李、杜，摩诘(王维)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又编)假若认可这个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王维恰好就是唐代诗坛的三鼎甲。李白得“诗仙”的美名、杜甫获“诗圣”的尊称，王维有“诗佛”的雅号。看来，诗界的仙、圣、佛，都有反用典故的技巧，但最先使用的是诗圣杜甫，而不是诗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