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白政治理想的成因

　　影响李白政治理想形成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错位的人才标准

　　错位的人才标准是导致李白的强烈求仕愿望和过高政治自许的重要因素。李白的文学才华备受称赞，比如杜甫就评价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②、“敏捷诗千首，飘然思不群”（《不见》）、“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对自己的文采也颇自负，《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就记载了别人问他“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霞散？”时他很开心地“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但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要面对一个很奇怪的人才标准，他们的遇与不遇不以文学上的成就，反而根据政治上的穷通为标准，文人的价值实际上是错位了，他们可以通过文学之才获得政治上的待遇。盛唐时期，帝王喜好诗文，明经地位下落，科举时有关儒家经典的考试可以诗代替，谓之“赎帖”，文人以诗取仕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这种“开口成文，挥翰霞散”的天才自然对政治生活充满期待。将文学才华等同于政治才能不只是李白一个人的误解，可能是整个时代文人的普遍观点，如李阳冰也通过“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草堂集序》③）来表达对李白政治上失意的惋惜与遗憾。可以说，这种错位的人才标准为李白的积极入仕提供了动力。

　　（二）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可能是其社会理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李白受儒、道、纵横等诸家思想影响，这些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李白社会理想的思想来源。

　　李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但他对儒生却很不屑，他在《嘲鲁叟》中直接以“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讽刺鲁叟只知章句之学。李白的言行也不符合儒家仪规，后世儒家学者对他多不认可，如宋人赵次元认为李白的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无助于“教化”。（《杜工部草堂记》）罗大经也认为李白“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间耳”，对社稷苍生，“曾不亲其心膂”。［大儒苏辙更是直接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璘将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

　　在苏辙看来，李白根本就不是儒家信徒，在人格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其行为更与儒家相悖。由此可见，儒家绝非李白的主导思想。

　　道家对李白的影响也很大，集中表现在山林之隐上，但“我们只要回顾李白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在不同阶段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而选择遁隐山林”，这与道家所追求的清静无为是大不相同的，而其一生执著于仕途、追求有为的做法更与道家的思想相悖。所以，从李白的现实动机和生活实践来看，他也不是一个道家思想的实践者。

　　很多学者还认为主导李白的思想是道教或者说是仙家思想，如“李白的向往山林，与其说是崇慕道家的自然境界，不如说是向往仙家的自由和长生”。然而，从李白《代》文来看，李白其实是不满足于这种求仙问道的生活：“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方未可也。”由此可见，仙道不过是李白落魄无助时的一种寄托，不是可以指导其社会实践的思想。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白的主导思想是纵横家。纵横家形成于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后世所谓“纵横术”，不外乎称雄图霸的权谋韬略，其方法是在争战不已的群雄中驰说逞辩，择主而从。李白有很多关于纵横思想的宣示，如“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轩车若飞龙”（《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除此以外，李白还有类似于纵横家的游说行为，如其所作的《与韩荆州书》，行文夸张，对韩朝宗极尽恭维。在说到自己时，也毫不谦虚，自比平原君门下的毛遂，“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这和纵横家游说群雄的方式几乎同出一辙。

　　尽管如此，李白却很难称为纵横思想的践行者。纵横之学以经世治时的王霸之道为主要内容，纵横家也以辅佐帝王成就宏图大业为主要目标。李白对文学侍臣司马相如颇为钦慕，“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待诏翰林时，李白无任何政治上的建树，做的只是“文学侍臣”的事，李白也欣然接受文学侍臣的身份，自云在翰林时“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代宋中丞自荐表》），同时还很得意地表示：“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缓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可见，李白更看重的可能是纵横家飞黄腾达后的荣耀，而非成就宏图大业的作为，意在其“位”而非其“为”。因此，纵横也不是李白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