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有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李白是毛泽东喜爱的诗人，又写过《嘲鲁儒》之类作品，写过“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那样称赞秦始皇的诗句，故而被归入“主张进步，反对倒退”的法家人物系列。王先生作为李白研究的专家，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关于李白的文章，当然也没有表过态说李白是法家。“四人帮”垮台之后，先生写过一篇《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文中细致地分析了李白所受儒、道、纵横等各家思想影响的复杂情况，指出“四人帮”将李白说成法家诗人，是采取了割裂文句、断章取义的手法，对李白加以歪曲。我想先生在“评法批儒”甚嚣尘上的时候，内心一定是不以为然的。作为一位忠于学术、视学术为生命的正直学者，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可以被迫不说话，但绝不可以说违心的话。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曾对我说，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普通学者不可能了解许多事情的背景，不可能知晓“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但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资料出发，就可以少犯、不犯错误。先生正是这样，坚守学者的良心和底线。

　　其次，我觉得先生的李白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目光宏通。比如李白《古风》之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所谓“绮丽不足珍”，是否包括建安诗歌在内呢?前人、今人都有相反的两种意见，今人注释多取不包括建安的说法，因为李白也好，同时代的其他作者也好，都是推崇建安风骨的，李白就称赞过“蓬莱文章建安骨”，而且李白和其他盛唐诗人的创作确实是深受建安诗影响的。但是王先生经过反复思考体察，认为还是包括建安在内的。先生举出许多方面的理由，认为要从这首诗的意脉全面地看，要从汉魏六朝诗歌发展史全面地看，要联系李白在其他场合的言论全面地看，还要联系唐代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股推崇“五经”、贬抑后代文学的思潮来看，同时还要考虑到李白的个性、气质，考虑到他说这话的特殊情况和具体需要。一处似乎小小的训解问题，也从方方面面加以全面的考量，充分体现了先生的治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