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还要说一说：当年参与这两本书写作的学生，后来有的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比如徐培均先生，成为宋词研究著名专家。又如李宝均先生，所作《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李白》二书，均由王先生推荐，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白》还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1981年，他还发表了《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推翻旧说，考证李白并非由吴筠荐举入京。有趣的是，李白专家郁贤皓先生同样结论的考辨之作《吴筠荐李白说辨疑》也是发表于1981年。二位学者不约而同，对李白生平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可说是一段佳话。

　　关于李白的单篇论文，王先生发表过十余篇。内容很广泛，涉及李白的生活、政治理想、诗作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文学思想以及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有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考证和分析。这里不一一介绍，只谈一点我个人的粗浅体会。

　　首先，我觉得王先生的李白研究，同他一贯的作风一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说，在充分肯定李白充沛的政治热情，赞扬诗人“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自比管、晏的宏大理想的同时，也明白地指出，其实际才能与抱负有很大的距离，而这种夸张的自负恰恰表明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狂放气质。在从思想内容角度分析、肯定李白诗歌的进步性的同时，也细致、准确地对其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在这方面，王先生对李白山水之作的分析就是精彩的例子。先生说，李白不少此类佳作有着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为之心胸开阔，精神振奋，向往广阔的天地和雄伟有力的事物。尽管有的诗篇写的是山水的险恶，抒发的是作者的哀愁，但其基调不是阴暗的，而是豪放的，仍然具有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先生认为，这些诗从侧面显示出诗人追求不平凡事业的渴望，对狭隘、庸俗生活的鄙弃，表现了诗人要求冲破束缚、不愿“拘挛而守常”的性格特征。我觉得这样的分析确实鞭辟入里。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在颇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左”的观点的影响，特别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对艺术表现方面往往有意无意地轻视，放在从属的地位。甚至有过那样的规模不小的讨论：山水诗、花鸟画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价值。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王先生之重视艺术性，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于1997年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一文，更鲜明地指出：“李白诗歌中最具有艺术特色和感染力的作品，多数是表现求仙纵酒、遗弃世俗内容的那些篇章。”先生认为，李白的七古(包括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和五七言绝句的艺术成就最高，最能打动读者。七古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章，虽然有的也抒发对于不合理现实的苦闷牢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往往被表层的纵酒或求仙描写所掩盖，因此留给读者的印象，首先是醉酒寻仙。而其五七言绝句中的名篇，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自然风光、友朋情谊，清新俊逸，常给人飘逸之感。七古和绝句也有直接关注国运民生的，但数量不多，艺术魅力总体而言也不如前者。李白关心政治、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多为五古，《古风》中尤多。其中不乏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佳作，但毕竟比不上七古和绝句那种蹊径独辟的艺术创造性和摇撼人心的魅力。总之，王先生既充分肯定李白诗歌思想内容中关心政治现实、反映人民痛苦的一面，又指出其影响最大、最具艺术魅力与独创性的作品，并不在这一方面，并且往往与纵酒寻仙结下不解之缘。这样的分析，我以为是十分符合李白的实际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