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正面谈到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贬’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

　　虽然鲁迅曾经刻薄地咒骂过梁实秋，但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当有人把鲁迅形容成赤色怪兽时，梁实秋仍有胸怀与勇气站出来客观地品评鲁迅，他曾公开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梁的这番话，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荡荡，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应当说是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