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曾有过一段回忆：他说：1946年我重返中山大学。1948年，梁实秋也在这段时间前后来到了中山大学，和我一同在中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书，我们兴趣相投，交谈甚欢，互相引为相知。当时，国民党政府将中大教授员工的薪水囤积起来，3个月不发工资。后来，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统一罢教罢课，大家推举我当主持。面对此景，梁实秋也很不满意，对我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一日他向我提出不久将准备移居香港，我很感意外，劝他留下来和我一同欢庆新中国的到来。梁实秋委婉地说道：越兄，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人，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

　　看梁实秋的散文，就知道他是多么喜欢北京，抗战期间，他被迫离开去重庆，45年抗战胜利，他先去南京，有很好的职位，但他还是经不住思念兴冲冲回到北平，在北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任教，他把内务部街旧居重新整理，打开书箱，准备一边教书，一边把从事很久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翻完。可是1948年的炮声打破了书桌前的宁静，他面临去留问题。按说梁实秋不过一个教书匠，只和鲁迅打过些笔仗，鲁迅死了多年，鲁迅和很多人打过笔仗，梁实秋至于这么怕死鲁迅吗?

　　从梁实秋的敏感和后来的结果看，梁实秋可能是对的，没看到鲁迅文章里一句“四条汉子”，四个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非死即残吗。其实鲁迅和梁实秋打的不过是文学笔墨官司，在正常社会算不了什么。梁比鲁迅小20多岁，是清华毕业，留美学生，和胡适那些留学英美的学者亲近，俨然一个小团伙，为老留日生鲁迅所鄙视。两人笔仗的官司其实就是一篇谈教育小孩的文章引发，梁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文。鲁迅写了一篇《卢梭与胃口》开打。最后形成了多年互骂。打到后来，梁影射鲁迅拿卢布，鲁骂梁乏走狗。互骂根由还是“文人相轻”成分大些，后来发展成敌对。梁实秋看不上鲁迅的翻译，认为又涩又硬，这也是事实，看不上鲁迅的小说，认为结构上都不像是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等等。当然鲁迅更看不上梁实秋那种闲情逸趣的小资情调，很尖刻给他冠上“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等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