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况沮丧,胶济流亡

　　37年后,1974年梁实秋撰写了《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一文(以下若未特别标注,均引自该文),当年妻子送他到家门口那一幕,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临别时季淑没有一点儿女态,她很勇敢的送我到家门口,互道珍重,相对黯然。“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东汉古诗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逃出家门那一刻,梁实秋便踏入了未知世界。他深切地意识到:

　　戎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

　　因为战事,平津铁路一度中断。梁实秋乘坐的是通车后的“第一班车”。区区140公里左右的路程,火车却由“清早”走到“暮夜”。火车上的梁实秋,始终焦虑不安:

　　和我约好在车上相见的是叶公超,相约不交一语。后来发现在车上的学界朋友有十余人之多,抵津后都住进了法租界帝国饭店。我旋即搬到罗努生、王右家(引者注:罗妻)的寓中。

　　罗努生,即罗隆基(1896年-1965年),梁实秋清华大学同学,江西安福县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清华、南开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等职。时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梁实秋与《益世报》也有渊源,曾于1932年担任该报副刊编辑。

　　在天津,他们对津浦铁路北线战况非常关注,“日夜收听广播的战事消息”,并依据新闻进行战事推演:

　　我们利用大头针制作许多面红白小旗,墙上悬大地图,红旗代表我军,白旗代表敌军,逐日移动的插在图上。看看红旗有退无进。

　　令人沮丧的是,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他们非常紧张。

　　更糟糕的是,8月的一天,《益世报》总经理生保堂在赴意租界途中遭绑架。7月30日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在意租界坚持出版,报道中国军队战况和人民反日活动,发表爱国言论,触怒了日军。

　　他们意识到“天津不可再留”,便“遂相偕乘船到青岛”。梁实秋曾在青岛寓居四年。1930年,他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到新成立的该校任教,举家搬到青岛,直到1934年才离开青岛,回到北平。

　　梁实秋对青岛印象极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其中就有胶济铁路管理局的一名职员：

　　我赁屋于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我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有人叹曰:“此君子国也。”(《忆青岛》)

　　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人又不错,怎不令人流连?梁实秋曾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自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离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但这次,梁实秋实在是无心流连,只求登上火车,快快离去。

　　在济南火车站,梁实秋“遇到数以千计由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炎炎夏日,长途跋涉,异常艰辛。看来,当时的交通工具已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这不是梁实秋第一次来济南。他在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曾言及与之共游大明湖。在《豆汁儿》中曾言及在济南火车站附近喝豆浆。

　　与以往的轻松游历不同,这次逃亡多了些许沉重。特别是这次在济南火车站的偶遇,更令梁实秋惊讶不已:“我的学生丁金相在车站迎晤她的逃亡朋友,无意中在三等车厢里遇见我。”

　　据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描述,丁金相曾是梁家常客。这次丁金相在济南站内看到老师,自然更多关切,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到哪里去?”

　　“到南京去。”

　　“去做什么?”

　　“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师母呢?”

　　“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