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语言幽默风格还与讽刺、简练、流畅相结合的特点。老舍写东西从无虚华或故作惊人之笔，然而那种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粹语句，却常常含有惊人之处，令人拍案叫绝。他能一笔两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物，也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灵魂。他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唐铁嘴这个江湖骗子的油滑、无耻和满身的奴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唐铁嘴是个烟鬼，第二场出场时，王利发谈起他这个嗜好，他说：“我已经不吃烟了!”“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几句对话，一个油嘴滑舌的江湖骗子，就活脱脱勾画出来了。当人们听他说“我已经不吃烟了”，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然而他出人意料地接一句：“我改抽‘白面儿’了”，人们不禁轰然大笑。但仔细琢磨却又蕴含着深意，却偏偏要自我炫耀，这是一种让人带泪的笑。老舍先生在剧本的台词里，巧妙地吸收曲艺相声的语言技巧，不时地“甩包袱” 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来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幽默效果。

　　二.人物语言个性化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本剧的又一特色，老舍善于从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出发，让他们说出符合自已个性的语言。《茶馆》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这个戏里人物说的全是北京大白话，没有政治标语和口号，也没有一般的话剧腔。可是大白话说得有特色，既有地方的、时代的色彩，又有幽默与讽刺的风格;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做到了语言性格化，又说得那么简练、流利、形象、生动。比如王利发是《茶馆》的灵魂人物，他的的台词不但符合其茶馆老板的身份，而且表现了他性格的发展变化。剧的第一幕，王利发正当青年时期，雄心勃勃，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处事的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上下应酬，左右逢源。这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精明带来的风趣圆滑。秦仲义到茶馆里来说要涨房租，王利发推托、应付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人们听到这些圆熟风趣、油嘴滑舌的对话，无不发出会心的笑声。第二幕是王利发的中年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苦闷中带有牢骚。幕启时，茶馆正准备重新开张，而他却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当听见远处有隐隐的炮声，他就冲着妻子王淑芬说：“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王淑芬说：“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开炮是我闹的?”其实王利发并非糊涂，而是因为心烦意乱、怨天尤人，才发牢骚讲怪话。第三幕是王利发的老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也彻底泄了气。此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绝望而带来愤世嫉俗的嘲讽和反抗。小丁宝向他问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说身体好坏，而是说：“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小唐铁嘴奉庞四奶奶之命前来威逼他交出康妈妈：“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王利发根本不正面回答，而是话中带刺、愤然反抗说：“万一我下半天死了呢?”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直到走到人生的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啊，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的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这也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困惑和愤怒。老舍正是这样通过王利发语言的变化，揭示了他性格、命运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这种运用语言的功力，若非大师，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