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我们两个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则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有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到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我们有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但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不能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我们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1961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这样，叔祖母和母亲就回去到济南搬家，不久她们就到北京来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但究竟是好是坏，难以预测，只有以后走着瞧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只不过这件事仍不免是我们家庭内部难以理顺的问题。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为了保护父亲，我们干了几桩蠢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尚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无独有偶，红卫兵在剩余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不过蠢事却不断地发生。

　　北大抄家之风骤起，气氛极为恐怖。叔祖母害怕放在厨房里的菜刀容易为歹徒使用并且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自己枕头下面，这显然是一件幼稚而迷信的举动。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了这把菜刀，他们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并且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刀，真是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父亲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