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暑期，我和姐姐同时毕业。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两个去王府井，在亨得利钟表店里挑选。在当时每块大约一百几十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27块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是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先由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再解决叔祖母和母亲与父亲增进感情的问题。可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