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季羡林潜心学术研究，但这样做“一个政治上的逍遥派”在当时渐渐成为一种奢望。在对狂热的一切感到困惑时，他尽量一言不发，十分低调地隐藏在人群中。然而，由于对北大校园中的红卫兵头目聂元梓的痛恨，季羡林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加入了反对聂元梓的阵营，很快招来麻烦：“他们在一个深夜突袭季老的家，砸烂家具，翻箱倒柜，不可避免地找出一些证据，指称他是一个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开始了劳动改造，频繁地参加批斗会，“坦诚地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爱国热情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躲避政治、把政治视为腐朽的游戏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高尚而神圣。反省之后，他才通过群众的集体考验，被作为‘人民’的一员而接受。”

　　重读这本回忆录，也让査建英心中的疑云再次浮现：“我们究竟能为某种奇怪的、沉重的现象提供多少合理性呢?在当今，我们真的能够克服种种不便，比如资料的有限、历史记忆的模糊，来针对历史进行一场真诚而有意义、有启发性的对话吗?”

　　季羡林用亲笔记录留给我们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于历史的深深思索，以及用诙谐幽默语调传达出的一个苦涩而无奈的笑。

　　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两年后，北京大学校友、也是季羡林的旧友张曼菱女士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友谊。她在文章中回忆，有一次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他突然提及《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而在先生心中，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