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印度学研究者，季羡林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评论家和众所周知的爱国者，受到中国政府的优待。他亲切、慈祥，如祖父一般的言行举止，使得他在耄耋之年成为了广受公众尊敬和媒体厚爱的一位长者。”

　　不同于杨绛的《干校六记》以细碎温婉的笔法写下干校劳动中的夫妻情谊、同志友谊，不自怜自怨反而小趣丛生，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却以黑色幽默、自嘲的语调，写下了他在“牛棚“中劳作的艰苦回忆。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上从黑暗回忆中挣脱出来，并以如此平和、坚定又坦诚的笔调记录它，对一位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作时，季羡林已经年过八旬了。在开篇，他坦言自己已经徒劳地等待多年，希望有人站出来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真实地见证这一个时代。但最后，困扰于老一辈的集体失声，而年轻一代对过去又渐渐忽视，季羡林终于决定亲自拾起笔来写这本书。”

　　1960年代中期，季羡林像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并未意识到这场社会运动此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出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凭着自身的勤奋和奖学金资助，在民国时期接受了全面、扎实的国际性教育。1935年，随着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议的签订，他顺利考取并远赴德国求学，学习梵语和其他语言，开启了东方语言文化研究的生涯。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回国到著名的北京大学任教，很快升为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因为对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深恶痛绝，他一直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政治领域保持距离。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季羡林才像当时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将诞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