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小说《牛棚杂忆》从社教运动谈起(2)

时间:2021-08-31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