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一点也不过分。熟悉语言学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罗语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其中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给解读带来极大困难。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种民族语言资料情况的人知道，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语言----于阗语和粟特语的材料来说，吐火罗语的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是从新疆各地的寺庙和洞窟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往往残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于阗语和粟特语写卷，长逾千行，而且完整无缺。季先生解读的这部“天书”，也同样是残缺的，每叶的左边都有约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烧毁，给解读造成更多的困难。

　　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的另一层意思，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极富研究旨趣。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过去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较少，虽然经过近百年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通过这部残卷的解读，可以增加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可以积累吐火罗语的语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进而可以讨论和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还牵扯到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引发的一个更大的学术争论问题，即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对操吐火罗语的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而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却提供了比较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的典范，使我们可以透过它来了解龟兹佛教的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的水平等问题。最后，因为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剧本，而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出土过从吐火罗语译出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这就给我们认识西域戏剧的形式、内容和传播途径，提供了绝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