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写什么不写什么，并非显现出作者的史识与史家的良心，而是仅凭其兴趣和自己手头的材料。我总觉得，陕西一百年来，在学术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吴宓。其紧追陈寅恪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且不说贾平凹不谙西文难窥吴宓之殿堂，稍微翻翻他那浩瀚的日记，就知道吴宓的分量了。这些都不说，仅以其一人办《学衡》之力，抗拒那么多的名流学士，非大无畏而不办啊。关于于右任，作者写了那么多，还不及董桥的一篇千字小文《于右任家书八叶》——抓住了于右任的灵魂。

　　即使这些“埋怨”都没说，贾平凹在史料上的硬伤也忒多了点！先说几处写到胡宗南，仿佛一无是处，且患有花柳病。这下笔太轻率了。且不说参考香港、台湾、海外的研究成果，范长江在破庙里采访满手冻疮的胡宗南，总要读读罢。若不了解胡宗南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的誓言，而且是把日本鬼子挡在潼关之外的胜利者，吾辈亦不可一概否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为好。

　　作者认为尚德路、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查《三辅黄图校注》、《唐两京城坊考》，皆无。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西安人都知道，西安城之如此规模，起源于明代，街坊、建筑早就跟汉唐没有什么特别紧密的关系了。

　　贾平凹在《老西安》中还这样写道：

　　1923年康有为被陕西督军延请入陕，老夫子颇为风光，所到之处参观、讲学、吃宴，并要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留下墨宝，“应无所往”就是那次写就的。他乘兴而来，每到一处恭维的话听得耳朵也磨出茧了，总不免要谦虚一句“老而不死了”，没想到待他离开西安却十分败兴，西安城从此留下了一幅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寿而康”。事情是这样的，康有为去了一趟碑林博物馆附近的卧龙寺，卧龙寺的和尚见是康有为，便将珍藏于寺内的举世珍籍《碛砂藏》拿与他看，康有为当然知道它的宝贵，借口拿回寓所翻阅，竟不再言送还而匆匆离陕。待他的车马一走，寺里和尚立即呈报督军府，众人一片哗然，以李仪祉为首的一批地方名流力主要讨回珍宝，但康有为是何等人物，又怎么当面剥他张贼皮呢？和尚们就紧追不舍，一直到了潼关追上，拦道挡马，婉言说了康夫子学富五车，见识广博，别人都不识《碛砂藏》，只有您慧眼识得，遗憾的是此经书1532部，6362卷，你看到的是卧龙寺分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于开元寺，若先生喜爱，不几日将全集装订一起了给先生送到府上过目。如此云云一番巧说，康有为哈哈大笑，交出了《碛砂藏》，还说了一句“我明白孔子为什么西行不到秦了！”康有为做了一回贼，可他是性情中人，并不羞耻而成全了一段饭后茶余的趣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