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典”、读书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大量用典是山谷诗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特色。黄庭坚用典新奇，这与他诗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当、稳妥、细密，又十分灵活，他往往旁证博引，从经史子集、道书佛典中吸取诗料。这就强调了读书、用典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苏轼论诗以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典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对此作了发挥。黄庭坚对于读书是十分强调的，在这方面的言论特别的多。黄庭坚的目光凝视于书本的知识世界，凝视于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韵。他认为多读书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础。作诗讲求传统，讲求继承与突破，胸中无万卷书，笔下又何来“求新求奇”?诗歌创作的本质是不断创新，没有继承又何来创新?“新”与“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旧”也就无所谓“新”了。

　　况且人非天才，从书本中获得的艺术营养是提升自己欣赏品味与创造能力的捷径，古来圣贤谁不是胸藏万卷!黄庭坚的多读书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很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读书。历代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黄庭坚的读书论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诗歌注意珍贵的东西――思想神韵。

　　其实，黄庭坚的读书论是非常重视思想境界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写到：“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至于被后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锻炼只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一种手段。只是熟读作品、掌握技巧之后，才能力图摆脱具体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缚，进入自由无待的化境，两者相辅相成，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

　　多读书是用典的基础。明人王鏊有“诗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之语。其实，西昆派与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讲究用典但不讲究怎么用典，以至有将李义山撕扯破碎之消。”也就是说，面对丰富的文化遗产，西昆体的诗人像是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享用这笔财富，结果或是叠床架屋，或是雕琢过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个少女，由元白时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时代懂得了化妆，显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初次面对妆台施粉黛，她还不懂得应该“淡扫蛾眉”，难免施粉过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丽质。到了黄庭坚的江西派，经历了诗文的革新运动对于平淡自然艺术的高扬，她们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妆的法则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迹，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础上化妆。所以江西诗派的用典，尤其是黄庭坚本人的用典是与他的读书论、他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创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与自然天成的和谐统一。用典得当，能起到“历史的比喻”的作用，它将历史的变成了现实的，他人的托寄为自我的，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方式的意象，弥补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后的某种失重，达到了一种“信手拈来俱天成”的艺术效果。

　　黄庭坚论诗歌，提倡“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强调读书典，似乎给人以雕琢的印象，从而得出了黄庭坚自宋诗梅欧以来的平易诗风的结论，并认为这是“剽窃”，是倒退，是“反动”。其事实并非如此。黄庭坚的审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础上的“点铁成金”，是在“夺胎换骨”之后的浑然天成，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