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2月，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的索隐“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书为例，说明作者设谜以飨读者古来多见，不是什么“笨谜”。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也提出诸多反驳，认为曹氏家事未必尽合书中所写。28这场胡蔡之争最后以友好结束，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这不是考证史实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观。从文学角度来说，蔡氏索隐比胡氏自传说多少还略高一筹，因为它将《红楼梦》视为一个寓言式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一个大家族由盛趋衰的真实流水账。作家的创作总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曹雪芹也不会把《红楼梦》完全写成曹家家史实录。自传说最大的瑕疵就是无法从创作心理学予以解释，“书中讥刺批评贾府荒淫无耻之事甚多，若真属自传，何人忍心如此糟蹋自己的父母亲长。”29胡适因为在《红楼梦》中找不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认为这书一无可取，在这一点上确实有些偏见。然而究其实质，胡、蔡红学都没有从超功利角度阐释《红楼梦》文学价值的用心，都是源于一种政法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文学文本能够满足建立新政法秩序的启蒙需求，只不过前者认为《红楼梦》无益于建立新社会的文化启蒙，后者认为《红楼梦》能够实现排满革命的启蒙。

　　《石头记索隐》成书以后一度非常畅销，重版达十次之多，一直到抗战，仍有人重提《红楼梦》反清复明说鼓舞民族士气。30一个通俗的世情小说，被寄予民族主义、国仇家恨的微言大义，要比自由、平等、博爱那些舶来货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接受，也更容易在文字上找到证据。在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启蒙虽然有些牵强，总归部分完成了历史使命，只是时移世易，自传说越来越强悍，没人再能接受这古老的解说了，也不再需要这么古老的启蒙了。人们慢慢坚信这书是一个满人作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可能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在北大和胡适齐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要比胡适客观些，但他认定一个满人的作品必定胸襟狭隘，只知儿女私情，无关中国人事，“其人如此，则其书可知。”31要坚持反清复明，除非曹雪芹不是作者，作者需为正统华夏苗裔。1950-1970年代，潘重规、杜世杰在海外重提反清复明说，所作索隐比蔡氏更为系统精致，杜氏坚持吴梅村为真作者，认为曹雪芹只是抄写者的化名，谐音就是“抄写勤”。32此说根据不足，受众影响都有限。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在这书里看到反清复明，作书的人多少难辞其咎，既在那个时代写下，难免留下时代的痕迹。曹雪芹不过一个汉军旗人，满人的包衣奴才起家，经历极盛极衰大起大落，阅尽世态炎凉，再不可能对刻薄寡恩的旧主心存感激，有了变异的民族认同也未尝没有可能。余英时做了详细考证，就认为这书确实流露了一些反满的思想，但不能算反清复明之作。33《红楼梦》思想渊源头绪纷繁，儒、释、道三教，民族大义，婚恋自由，色空意象，阶级斗争，正庶宗法，鄙弃科举禄蠹，林林总总不可胜数，评论的人心里存了一个意蒂牢结，就能借了写意文字的无穷魅力在其中尽情发挥。蔡元培只想看到反清复明，他人换了另一种视角，《红楼梦》还能做更高阶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