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钩索委实妙趣横生，只是全书没有系统自足的逻辑，附会牵强之处不在少数，有些地方也互有抵牾。朱彝尊为清初词坛领袖，早年游幕为生不同清廷合作，五十一岁终于应博学鸿词科会试，入翰林院参撰明史，晚年为康熙所重，康熙南巡都往迎驾，活到八十一岁。如果林黛玉是影射朱彝尊，那她应该后来嫁了人还很认命，不应该没嫁人就早早死掉。不过蔡先生的三种索隐，确实让明季汉族士人的血泪史有了蔚为生动的呈现，这要比史家艰涩的叙事考据更让人记忆深刻。

　　《石头记索隐》出世之时，胡适和陈独秀正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一同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胡适不遗余力地主张全盘西化，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促动新文化的诞生，让国民同传统的社会态度决裂。“对国民生活是否有益，这是胡适判断儒、佛、道价值的主要标尺，也是他判断《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标尺。他认可富于理性的、有责任感的生活，而对逃避责任的行径极度厌恶，无论这种逃避有多少现实的理由。他对《红楼梦》思想的贬抑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26在胡适一心想要实现的新文学启蒙教育中，《红楼梦》是应当予以清算的旧文化之代表。所以蔡元培借《红楼梦》来宣传的复古改制，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他希望从文化上摧毁戊戌变法以来康有为所代表的“托古改制”传统，巩固以民主和科学启蒙国民的新文化传统。1921年，胡适作了《红楼梦考证》，断定《红楼梦》是曹氏自传，认为索隐说荒诞不经，措辞很不客气：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