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话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词话本，一个是崇祯本，崇祯本系统中也包括张竹坡本等众多版本。通过对词话本和崇祯本文字的细致对比，他以事实论证了词话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词话本的文字是原始的、真实可靠的，它保存了作者最擅长使用的一系列古文字和山东方言，并且这些古文字和山东方音借字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突出主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金瓶梅》说的方言就在山东诸城一带”

　　关于《金瓶梅》中的方言用字，他在《<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一书中对这些方言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对它的方言读音和方言含义进行了详细考证，从而将《金瓶梅》的方言界定在山东诸城一带。书中有大量例子明显地显示出了诸城一带的方言特点，如诸城人说“做饭”为“奏饭”，说“做什么东西”为“奏什么东西”，“做”字在《金瓶梅》中就用“走”这个方音借字来代替。再如书中常用的“谷都嘴”、“剌扒着腿”、“股嫩腿”、“缺着腿”、“干营生”、“戳摸路儿”、“扬长而去”、“哄反着”、“狗搜着”、“霸拦”、“琽歌”、“浪摆”、“待死”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诸城一带方言。

“兰陵笑笑生就是丁惟宁”

　　对《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王夕河从借音字的角度，查证“兰陵”实是“莲庐”(山东五莲山)的借音字，而“兰陵笑笑生”也就是“莲庐修修身”或“莲庐一书生”的意思，推论出丁惟宁1587年罢官后隐居九仙山、五莲山写就《金瓶梅》一书。

　　大约在2000年前后，学者张清吉就提出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是明代的山东人丁惟宁。这一说法，对于金学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不少学者对此采取的是支持态度。

　　为求证这一推论，王夕河从《金瓶梅》中借音字和山东方言的通篇运用，书中人物与丁惟宁的关系，当朝人物与丁惟宁的关系，《金瓶梅》手稿拥有者与丁惟宁的关系，以及《金瓶梅》手稿出现及流传地和时间与丁惟宁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考证，得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诸城人丁惟宁的结论。

　　巧合的是，距丁惟宁隐居地不远也有一“兰陵峪”，丁氏后人对丁惟宁在此著书的情况口口相传，流传至今，这也是丁惟宁在九仙山、五莲山著书的旁证之一。

　　梁任公的稿酬

　　事有“不足为外人道”者，亦有不可为外人道者。“不足为外人道”者，或因事情琐屑，不足挂齿，或因“道”了“外人”不解，总之是不值。“不可为外人道”者则事涉保密，关乎隐私，要不就是私下的约定或交易。稿酬这东西似乎是没什么机密可言的，但也像别的事一样，总有特事特办的时候，这时候不能讲公开透明。

　　《梁启超年谱长编》里有不少任公与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之间的书信往还，颇有些关乎稿酬的议价，有意思的是，有一信中张叮嘱任公，对给高稿酬不可声张：“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可知此前二人谈好了稿酬标准，也就是每千字二十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稿酬的最高标准。事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其时胡适、鲁迅等都是最具号召力的作者，报章杂志对他们都给予头等的待遇，也不过千字五至六元(20世纪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是千字六元，《作家》某次以千字十元用稿，已属特例)，青年作家作者每千字稿酬只有一两元。难怪张要求对稿酬一事秘而不宣。

　　不仅报章杂志的稿费，梁出书的版税也是他人难望项背的。他的版税是百分之四十，即以书价为准，售出一本书，四成的收入归他。须知20世纪三十年代抽版税很高的鲁迅，通常所得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倘都按任公的标准，出版商纵使不是无利可图，所得也甚微了。

　　但是怎么可能“人人援例要求”呢？世上有几个梁任公？梁任公的招牌是早早就创下的，当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体风行天下，笔锋所向，当者披靡，以对读者的号召力而论，无人能出其右。新文化运动之后，梁的影响已不能与先前相比，胡适、鲁迅等是更领风骚的人物，不过他余威仍在。而且他是长一辈的人，合当受到更高的礼遇，小字辈谁会与他攀比？至于同辈的人，或声望不及，或不能如他一般仍著述不辍且乐于活跃在报章杂志上(比如章太炎)。

　　事实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纵使梁启超自己缄口不言，一点不外传也是不可能的。商务等敢于给梁开出超高的价码，恐怕还是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人要求援任公之例的缘故。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