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章中提到，在杜南生长的年代和从小生长的阶层，周围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是废除死刑、改善监狱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作为虔诚教徒的母亲则带他看到穷人的世界并懂得悲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性冲击神性。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为欧洲描绘了理想王国，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称其为“华美诺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这种人道主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各种思潮都围绕着人本主义蔓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希望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把主观精神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杜南精神世界的形成。

　　1859年6月24日，杜南路过了索尔费里诺，一个即将改变他命运、也因为他而影响世界150年的意大利北部小镇。一心要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兰西帝国建功立业的日内瓦公民杜南，偶然目睹了19世纪伤亡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历史记载，法、奥双方投入兵力30万人，在长达15英里的战线上血肉相搏15个小时，死伤4万多人。3年后，杜南在他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看见的可怕场景：伤兵被丢弃在战场上，炮车和骑兵马队从他们身体上无情轧过，数千人因为缺少包扎、药品和食物哀嚎死去。杜南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他跑去面见法军指挥官，说服他释放战俘中的奥地利外科军医，让他们为伤兵动手术救命。在附近村庄一位神父的帮助下，他动员组织了当地几百名妇女和路过的人把4000多名伤兵安置到教堂和村民家里。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滞留两个星期，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包括写信请求日内瓦的朋友们寄送衣服、食物和急救药品。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办公室里，全球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和我谈起150年前杜南做的这一切，他说：“杜南身上最让人铭记的地方，是当他在索尔费里诺面对可怕的受难场景时，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他的不平凡，是他不满足个人做这样一次善事而由此努力推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并促成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签订。”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很多有身份的人邀请他到家里甚至宫廷里做客，讲述索尔费里诺的救助经历。如果到此为止，对商人杜南来说就是一个完满的结局——荣誉、身份、友情、信任，他成了日内瓦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人，财富也将随之而来。但杜南觉得他还应该做得更多。3年后他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后半部分写下了自己对人类战争的思考：“在一个有着诸多进步与文明的年代里，我们也不会幸免于战争，因此，加快步伐，用人类的文明去防止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