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过去了，亨利·杜南发起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它在几代人手中传承下来，并未被战争和灾难阻断。但是，战争和灾难也从来没有因为那些“高尚的人的美好愿望”从人类历史中退出，哪怕是减少一点。杜南伟大的设想，让这个世界改变了多少，又将能够改变多少？从索尔费里诺战役和杜南身上追溯这一设想的历史建构，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解读。

　　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我被一面写满文字的墙吸引。从左而右，每个年份下面都记录着当年世界发生的重大武装冲突和自然灾难，几近环绕了整层圆形展厅。入口处的1859年是起点，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写到的那场战役距今正好150年。截点在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后面的空白只是暂时的，因为所有发生过的战争和灾难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程度评估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永久记录到这面墙上，这种评估需要大约20年时间跟踪比较。

　　即便标准严格，目前可见的每一个年份下，战争和灾难也都是长长一串，白墙黑字肃然压迫着它面前的观看者。那一瞬间我感到挫败和绝望，脑子里蓦然跳出梁漱溟先生一本谈话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

　　1862年7月，60岁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流放中写完他的《悲惨世界》，出版后洛阳纸贵，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让人道主义的悲悯和拯救成为读者最动容的谈资。这年11月，34岁的瑞士公民亨利·杜南也在日内瓦印行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本记录个人亲历的小书，4万多字，讲述3年前一场惨酷的战争以及后面两星期里发生的战场救助。杜南是个商人，没有出版商会对他写的这样一本书感兴趣，这一点他早就想到，自己掏钱印了几十本，寄给朋友，还有他能想到的贵族和王室成员——他觉得，这些拥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可能对他希望达成的目标提供帮助。这个年轻商人的设想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也不合他当时无足轻重的身份：他呼吁成立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委员会，在所有战争中维护一定的人道标准，保护生命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