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杨振宁对于此事也是在1986年3月才获知的。那时，他在纽约购买了克里斯和曼的新著《第二次创生》，看到著者在书中对豪斯顿和谢玉铭工作的推崇，于是想到Y。M。Hsieh也许是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教授，可是一时也不能证实。

　　世事出机缘，人生多凑巧。其时谢希德正在美国访问，几天后从西岸打电话给杨振宁，讨论学术交流的事情。杨振宁趁机问她，谢玉铭教授是否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与豪斯顿合作。谢希德作出肯定的回答，并问为什么提起此事，杨振宁兴奋地告诉她《第二次创生》一书中所记述的事情。

　　“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那时的工作很好，比拉姆有名的工作早了十多年，而且拉姆的结果证明你父亲的实验是正确的？”杨振宁在电话中问道。

　　“我从来不知道，当时他只告诉我在从事很重要的实验。”谢希德如实地说。

　　“你们父女都是研究物理的，拉姆1946年到1947年的工作引起震惊时，你已经是物理学工作者了，他怎么没有和你谈起他自己30年代的工作呢？”

　　电话另一端的谢希德，沉默了—会儿才说，“说来话长。我们没有机会。家父建国前去了菲律宾，他写信要我留在美国或英国。我于1952年回国，回国后曾多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我猜他对我不听他的话很不高兴，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讨论他早年的工作。”

　　杨振宁后来谈起谢玉铭和豪斯顿的实验不胜惋惜，认为当时不是产生了混乱的辩论的话，那么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至迟40年代就理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而中国人获得该奖项恐怕也要提前几十年了。为此，他还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文章《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物理》杂志上，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传》也转引了此事。　　“生死不相见，阴阳两相隔。”谢希德不无感慨地说，“就在我1986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芝加哥得悉家父于3月20日在台湾孤独离世，享年91岁（1895年至1986年）。父亲是在此十多年前自菲律宾退休以后搬去台湾的。我们父女之间40年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任何的书信往来，但是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我，无论时空如何改变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父女情深……然而这毕竟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