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讲得如此绝对，难道的确真实地反映了世德堂本卷八前后刀刻变换留下的规律性？但经笔者细加检对，发现这一判断也同样失真。举例说，属于第二卷的“第十回”三字，明明白白是单线框，第三卷的“第十五回”四字，同样是单线框。若按照侯文所论，这两回岂不也是“新刀”“不习旧制”的“痕迹”了？当然不是。回目用单线框还是双线框，实际上是当时梓刻通俗小说的刀工不甚严格的表现而已。至于侯文特地指出的所谓“第44回干脆没有线框”，也不是什么具有特殊功效的例证；恰恰相反，乃是侯文作者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实际情况是世德堂本第43回写到孙悟空教训妖精鼍龙，至“我待要打你这一棒，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略打……”，以下缺佚了一页。天一社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影印本均未标出此缺页。后者在第1101页“略打”后，直接接第1102页第44回之目录，即“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世德堂本各种新校点本在第43回“略打”之后，均以《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或《新说西游记》补足。有意思的是第43回的缺字，在世德堂本中，恰好应该排至缺页下半页的第11行。世本每半页12行。这是按李评本或新说本补足的字数及世德堂本的版式可以计算出来的。由此可推知：缺页下半页的第12行，应该是“第四十四回”（按世德堂本版式，“第X 回”占一行）五字，然后用单线或双线框定。侯文作者不了解这一缺页情况，实际上他连“第四十四回”五字都未瞧见，却毫无根据地仅凭臆测，居然写下了“第44回干脆没有线框”的判断。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差错，但在古代版本研究中出现这种粗心的失误，也值得研究者引以为训了。何况是拿它来推断大论题呢！

　　其九，侯文还以改编者“写惯了骈文对句”为由，推断出“从叙述文字的行文习惯上，也能看出二者风格的不同”。侯文列举出乌鸡国王鬼魂、唐僧、乌鸡国太子、孙猴子等所说骈句六例，写下了如下的结论：“吴承恩虽也喜用骈俪，但其散文叙述和人物对话，则大多为简洁明快的单行奇句。这种拖泥带水的不自然语调，显然不合吴承恩的风格。”

　　笔者以为侯文这一作为论据的推断，也完全不合《西游记》的语言特点。且不提全书中数百首类似唱词的韵文，大多是极其工整的骈俪文字，就以叙述语和对话而言，除第八卷乌鸡国故事以外，其它篇章中莫不随处可见，举不胜举。就随意以第一回为例，如：“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五官俱备，四肢皆全”，“看的真，听的明”，“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拖男挈女，唤弟呼兄”，“住了身，定了神”，“伸头缩颈，抓耳挠腮”，“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仙山福地，古洞神洲”，“阎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内”，“云游海角，远涉天涯”，“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黄精，芝兰香蕙，瑶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齐齐，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够了，再举下去不免令人生厌了。要指出的是上面举了如此之多的骈句之例，其中有叙述语，有对话，却仅仅是从第一回中的前半回随意摘来，就比侯文摘自乌鸡国故事中的例句多出几近两倍。侯文虽然也说过“吴承恩虽也喜用骈俪”，但对吴承恩“喜用骈俪”的特性却大大估计不足。还是我们从《吴承恩诗文集》中读一读他的那些散文，就不难明白他的写作骈文的修养，达到了何等高明的程度！如果《西游记》的确出于吴承恩之笔，在小说中能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吗！

　　其实，笔者倒以为，不论《西游记》最后加工改定者为谁，吴承恩也好，李承恩也好；也不论吴承恩最后加工改定后，又还有什么人加以增插或删节，《西游记》中这种充斥骈句的特色（包括唱词和叙述语），极有可能是随着《西游记》平话甚至词话的发展，说书人在演出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结果，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再由文人加工时再行丰富和充实起来，从而形成为《西游记》全书文风的一大特色。

　　同好刘耿大先生撰《西游记迷境探幽》（注：学林出版社1998 年5月出版。）一书，全书25万字，分上下篇。下篇为“修辞艺术”，占全书文字一半，共分五章，即《西游记》修辞艺术的“均衡美”、“变化美”、“联系美”、“锤炼美”和“音韵美”。其中第一章“均衡美”分五节，即《西游记》的“对偶”、“对比”、“排比”、“顶真”、“回文”。实际上，总括一句，这一章是《西游记》骈俪文字特色和风格的总结。其它章节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骈文特点，特别是最后一章谈修辞艺术的音韵美。当然，其中举例和分析，不可避免会涉及全书的诗词韵语；但无疑也必然要探讨小说叙述文的骈俪特色。所举大量的例子涉及《西游记》创作要素的方方面面，显然，作者是从全书完整的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来分析和总结小说的修辞艺术。读一读这本著作，人们不但对《西游记》的文风特色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理解；同时，对侯文将乌鸡国故事的文风与《西游记》全书的特色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可见是多么的片面和脱离创作实际。

　　其十，侯文指出，“从卷帙结构上，也能看出这种增插（指乌鸡国故事）之迹来”。理由是世德堂本《西游记》“凡二十卷、卷五回。诸回内容首尾相衔，并无间隔；唯每卷卷首另页单起。而乌鸡国起首的第36回，正当第八卷卷首。莲花洞之难在前卷卷尾已收拾干净；接下来，本应是红孩儿登场亮相之际。从增插技术上考虑，此处是最佳的插入位置。改版者可以因此省却许多挪移重刻的工费。——而这种一卷之首、恰又是某个故事开端的情况，在全书中并不多见；第八卷卷首则是位置居中的黄金之选”。结论是“乌鸡国起于第八卷卷首，正是增插者精心安排的结果”。

　　此说，侯文中置于重要地位，笔者则因其似是而非，无足轻重，故移之文末，稍加分析。侯文所说“诸回内容首尾相衔，并无间隔；唯每卷卷首另页单起”，是事实；“乌鸡国起首的第36回，正当第八卷卷首”，也是事实。至于“莲花洞之难在前卷卷尾已收拾干净；接下来，本应是红孩儿登场亮相之际”，此说就大可斟酌了。一般来说，按照《西游记》写法的惯例，大概是为了加强被称为串珠式结构的故事之间的联结，作者在每一故事结束，另一故事开始之时，往往要把前一故事长短不一的“尾巴”，拖到下一故事前，来稍作补叙和回顾。第36回乌鸡国开始前，虽已转入第八卷，作者的确也回叙了几句莲花洞故事之尾声以作结，可见“莲花洞之难”“在前卷卷尾”并未完全“收拾干净”，这是一。同时，若照侯文说法，“接下来，本应是红孩儿登场亮相”；若此说属实，即此处原刊本并无乌鸡国故事，则笔者以为决无可能，因为这不符合《西游记》作者排列重要故事的结构设想。我们综观全书，作者是十分注意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结构的错落有致。所以，即使在收三徒和白马之时，也故意在每收一徒后，插入其它故事一则，以增加意趣，避免平铺直叙。而在取经班子组成，经过“四圣试禅心”，和五庄观事件后，每一则三至四回的大故事之间，尽可能将穷山恶水的妖精故事和人间国度的历难故事交错而出，相互映辉。如宝象国故事→平顶山故事→乌鸡国故事→红孩儿故事→车迟国故事→然后是金山金山、女儿国、二心之争和火焰山、祭赛国、小雷音、朱紫国，等等。这一故事编排的规律，大体上可说显而易见。如果按侯文所论乌鸡国为后来“增插”，平顶山故事后立即接入红孩儿故事，那无疑破坏了全书西天路上大故事之间穷山恶水与人间国度交叠而出的结构规律。照我看，这决非原刊本真面貌。至于说“从增插技术上考虑，此处是最佳的插入位置”，理由是“可以因此省却许多挪移重刻的工费”，事实上也并非如此。按“增插”说，此处的“帽子”是从红孩儿故事中保留下来的，可以不必重刻改版。但此“帽”只到“尽是飞禽走兽场”一诗止，只到该回第三页第六行止（上古版第889页）；那么从第七行开始仍须新刻。 而且整个故事是四回而并非五回占一卷；于是红孩儿故事只能接于第39回文后续刻，实际位置在上古版影印本第992页第八行开始。这就意味着， 不但红孩儿故事要全部移动，全部改版；由于红孩儿故事全文三回，必然要延伸至第九卷，以至于此后故事仍须顺延，全书版面因此打乱，全部版面均须重刻，“挪移重刻的工费”“安能”省却许多”？事实上，实际情况可能极其简单，“乌鸡国故事起于第八卷卷首”，不过是百回本最后改定加工者的“精心安排”，根本没有什么“增插者”来增插故事改动版面之事。　　侯文提出乌鸡国故事“增插”说，旨在推断和论述唐僧出身故事即唐传的“刊落”说。现在，“增插”说的十大论据，既然如前所叙，均为失误，那就无疑要波及唐传“刊落”说的正确性。但侯文关于唐传“刊落”说尚有自成其“理”的一系列理由和论据，本文已不可能叙及和评论，只能俟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