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在当时,几个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费8.5日元也绰绰有余。正是在这等宽松的环境下,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应当说,当时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是体现了自由爱情的力量,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陶醉于郭沫若的才华横溢,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为这,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不敬而远之。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愿谅解呢?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确实,郭沫若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是相当糜烂的,当年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拈花惹草,这里不多详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