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后期，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于立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聘任。不久她得了肺病，靠着《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边养病边工作。郭沫若和于立忱结识后，两人情意笃厚。在郭沫若眼里，于立忱就像一株大山朴，其叶如枇杷而更滑泽，其花如白莲而更芬芳。1936年12月16日的晚上，郭沫若曾约来东京作短期逗留的郁达夫一同去涩谷看望于立忱，于立忱和郭沫若当时互有诗作唱和。于立忱的一首七绝题为《咏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