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启蒙”的要求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使翻译文学成了新文学在文体、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生长资源。这一时期，翻译的空前盛况使翻译出现了多元化的标准，直译、意译和归化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意译是站在译入语国的立场上，按照该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把原著的内容和思想精神翻译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意译就是一种归化。由于比较符合译入语国的审美习惯，读者一般不会产生阅读障碍。但优点和缺点似乎从来都是二律背反的关系，优点越突出的东西其缺点也比较明显。意译的审美“归化”反过来也是它的一种不足，它使原著承载的外国文化信息和外国文化色彩受到了折损，难怪一向主张直译的鲁迅会发出这样的言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能懂，如果你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4]在批判意译的同时，鲁迅也批判了“归化”说：“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5]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一个翻译者往往根据不同的需要会采用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方法，一部翻译作品的成功是应用多种翻译标准的结果。比如郭沫若在修改《茵梦湖》的时候就用到了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缘故，有时也流于意译。”[6]鲁迅尽管反对意译，但他反对的应该只是远离原著的意译，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协调配合，以便更好地翻译原文，所以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7]对于译入语国的读者来说，“易解”便更多地需要意译，“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则更多地需要直译。整体而论，意译(归化译)、直译都不能兼顾“易解”和“丰姿”这两面，尽管对某些著作来说它们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其片面性却不会因此而被翻译工作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