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在文学方面的积习毕竟太深了，学医的同时，仍被文学吸引，又受到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影响，最终又选择了点燃文学欲望的烈火，放弃医学委身文艺。郭沫若从“实业救国”，学习西方科学技艺，到投身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反映了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更新，顺应了由注重“物质文明”到注重“精神文明”的演进。他说：“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是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以上是时代觉醒的因素，使我从医学转向到了文艺。”(《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此后爆发的十月革命便为他彻底地指明了方向，让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更加伟大的觉醒，逐渐完成向无产阶级的转变，也预示和决定了郭沫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和发展方向。他写道：“我自信是热爱祖国的。学医为的是想学点实际的本领，来报国济民;搞文学是想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这改革社会的要求，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这儿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选集>自序》)

　　坚定的政治立场让他不可避免地跳进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同许多革命者一样受到国某党的通缉，由此开始了十年的亡命生活。抗战时期也是郭沫若史剧创作的大丰收时期，他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等一部部历史剧本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又同广大人民一起英勇地投入到反内战、反国某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之中。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