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生活

　　郭沫若故居院中的影壁墙上有毛泽东手书的“艰苦朴素”四个大字，这是郭沫若夫妇特意选出请人临摹在墙上的。艰苦朴素也是郭沫若长期以来保持的生活作风。但艰苦朴素的他，却能慷慨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收入捐给国家。

　　在日本期间，郭沫若手头不宽裕，过着简朴的生活，甚至“没穿过袜子”。有次他出席文艺聚会，“和青年们交谈，答复人家的问题。接着在那里吃便饭，他讲得多，吃得慢，还有半碗饭，可是桌上没有菜了，只剩大半碗汤。我们要去添菜，他不肯，就把那半碗汤倒进自己的饭碗里，草草算是吃饱了。”生活如此艰苦的他，对待朋友却很慷慨。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首次公演，没有经费，从一个书店即将寄给在东京的郭沫若的版税中，抽调200元作为演出费。郭沫若知道后，写信给剧社说，这200元就算我买下你们的戏票，分请无产者看戏吧。

　　抗战期间，郭沫若跟大多数文人一样，生活依然很艰苦，“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尽管如此，郭沫若却常常照顾比他更穷的文人。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沫若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家里吃饭。”郭沫若在重庆所住的天官府寓所成为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北京荣宝斋的侯恺回忆道：“郭老的衣着饮食很普通，从没有见他有过豪华的穿戴，即使出国访问，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也都是身着制服。夏季我们一般都爱穿双凉鞋，他却常穿双布鞋。老年人穿布鞋轻软，可是在大热的季节里确实不舒服，他就把旧布鞋剜几个窟窿，他说‘这更轻便凉爽’。他在饮食方面也从不挑剔，我曾碰到过他在家里吃饭，简单极了。可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却关心备至，时不时地邀我到四川饭店吃饭。”

　　郭沫若的女儿们说：“爸爸平时的衣着很朴素。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对襟的蓝色棉袄，扣绊已经磨断了。平英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要平英用线帮他缝好。但医院里一时找不到深色的细线，只有白的。平英便扯了一段白线，用蓝墨水染过，跪在爸爸的膝前，把扣绊缝起来。”就这件棉袄，一直穿到郭沫若去世。 “父亲的饮食很节俭，家里的厨师有很好的厨艺，他们为了展示厨艺，只取菜的精华，许多可食的部分都被摘取掉了。一次父亲在休息时漫步到厨房，看到丢掉的菜叶太多，觉得可惜了，便弯下身从桶里捡起一些菜叶，告诉厨师说‘这些都还能吃嘛!’”

　　郭沫若自己生活得如此节俭，却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上。1952年，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50年代，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自己的版税收入。1964年，郭沫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组，说明自己有18万余元的存款，将其中15万元交给组织处理，并告诉秘书，以后所写稿件不收稿费，寄来的稿费都要原数退还。这些捐出的稿费，后来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

　　这就是生活中的郭沫若。他勤勉好学的习惯，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慷慨的气度，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