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长者

　　老舍说郭沫若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的，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逝世后，长期与他共事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写文章悼念说：“郭老为人平易近人，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科学、文化领域里的同志们，景仰郭老如泰山北斗;现今一旦失去了尊敬的前辈和良师，感到非常悲痛。”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在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回忆说：“郭老的作风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凡有事要向他请示，需要请他出场和帮助，无不随约随定，有求必应，鼎力相助。与人相处，充满人情味，既可敬又可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对于郭沫若的平易近人，也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我们中间，不论是与老专家或青年同志讲话，总是像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古器物的鉴定、古文字的释义、重要史实的考订、历史人物的评价、古籍的整理等等。”

　　“平易近人”、“充满人情味”、“非常亲切”，不仅郭沫若的同事这么说，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这么说。

　　著名文学家、文物学家王冶秋自青年时代起，就常常阅读郭沫若的著作，每每为之心潮澎湃。抗战时期，王冶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个被人遗忘的歌者》，提到了戚继光的《凯歌》。此时郭沫若正搜集有关戚继光的史料，看到此文后主动写信给王冶秋，虚心请教相关问题。王冶秋以为郭沫若也许难以亲近，当他去郭沫若家里见面后，说：“不易亲近的想法，完全打碎了。和蔼可亲，一见面丝毫不感到生疏。从前觉得郭先生是锋芒毕露的人，而见到的却是一位温和的长者。”

　　1940年，孩子剧团跟郭沫若一起住在重庆的全家院子，郭沫若很快就跟这群孩子成了好朋友。孩子剧团的成员回忆说：“郭老谦虚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他眼前，一点不感到拘束。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玩，他正在翻阅一本甲骨文刻本，他就教我们怎样辨认甲骨文。有时我们向他请教古曲诗句，他也耐心地给我们讲解。那时，我们每人只有一点生活补助费。有了零用钱，我们就爱买炒熟了的‘铁蚕豆’吃，一边吃，一边用它玩‘弹豆子’。有一回，郭老也和我们一起玩，他还指着秋夜的星空，给我们讲天上有多少星星，它们距离我们有多远，还给我们讲述银河是怎么回事，揭示宇宙的秘密。一个孩子问：‘郭先生，人怎么会分男女呢?’郭老从染色体的多少，讲到生命的起源，打破我们对科学的神秘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在北京荣宝斋工作的侯恺回忆说：“如果你以为郭老这位学识渊博、社会声望极高的文人高不可攀的话，那就错了。他在生活上，与人交往方面，尤其对文化艺术界我们这些晚辈小子，是从不拘泥小节的。只要有他在场，气氛总是非常活跃。遇上寡言少笑或者显得拘谨的人，他就寻找话题使对方欢快起来;或者接着对方的话茬，讲个历史掌故引人发笑，还常常寓教于谈笑之中。”

　　郭沫若不仅平易近人，还真心爱护着身边的朋友和下属。老舍喜欢喝酒，郭沫若常常劝诫他。想起这些事情，老舍满怀感念：“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象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好多次了，我看见他这样规劝别人――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当孩子剧团与郭老同住一个院子时，“院子里有农家的草垛，大家就倚着草垛，或者把稻草铺在地上睡。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他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我们被夜露寒气冻着了。”　　郭沫若八十多岁时，值班人晚上睡在郭沫若卧室外的折叠床上。他们担心自己半夜睡熟了照顾不到郭沫若，就在暖气木罩上安了一个小电铃，铃线连在郭沫若的床头灯开关上。郭沫若耳聋，听不见铃声。他一起床，值班人就能醒来。为了不影响值班人的休息，他每次起床都轻手轻脚。但令他奇怪的是，每次值班人员都会来帮他。经过询问，他知道是小电铃在作怪，后来起床就不开灯了。多年过去了，值班人员仍然深情地讲着这个故事，诉说着郭沫若对他们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