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巧对对联(2)

时间:2021-08-31

  拓展:

  郭沫若的简介

  早年

  在重庆政治部处理公务时之郭沫若[1]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郭沫若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流亡日本

  1941年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七号[1]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战时期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

  郭沫若青年时的照片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内战时期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2]

  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郭沫若本人真实照片(10张)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