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蒋介石两次单独召见郭沫若

　　1938年七七周年纪念前夕，郭沫若正在进行筹备工作。这时蒋介石已撤退至武汉，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里。

　　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自从郭沫若主持三厅工作以来，抗日宣传工作搞得很有起色。这次七七周年纪念，郭沫若也有详细计划，可惜辞修只批了3000元宣传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先生，为表示对人才的重视，你是不是可以单独召见一下，以示嘉勉;同时请郭沫若再起草一些文告。”

　　蒋介石点头同意。于是侍从室打了一个电话给郭沫若，说：“委员长召见。”郭沫若赶到湖北省政府的客厅里，蒋介石已经坐在那里，陈布雷也在一旁。一看见郭沫若进来，蒋介石站了起来，和郭握手，寒暄，并且亲热地叫郭坐在他的身旁。陈布雷忙叫人敬茶。

　　蒋介石先开口，对郭沫若说：“你所拟的关于七七纪念的宣传计划，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了?”

　　郭沫若点头称是。

　　“辞修给你多少钱作七七纪念筹备之用?”

　　辞修就是陈诚，他当时是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郭沫若照实说。

　　“那太少了!太少了!”蒋介石连连说。

　　陈布雷在蒋介石接见时很少插嘴的，今天他小心翼翼地插嘴说：“委员长想知道，去年台儿庄大捷宣传时辞修给了多少经费?”

　　“大约1万之数。”郭沫若回答。

　　“对呀!这次你要多少?”蒋介石问。

　　“这很难说，钱多，多办;钱少，少办。”郭沫若还是说不出多少钱。陈布雷在一旁很着急，又插嘴说：“委员长的意思，这次七七周年纪念不妨盛大一点。”

　　“对，可以盛大一点，”蒋介石点点头，从茶几上拿起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批条子，随口问：“一万五千，够吧?”

　　“假如连印刷抗战《年鉴》在内，恐怕还不够。”郭沫若这时想起了这件事。

　　“那到出版时再说。”蒋介石拿起红蓝铅笔批了一张条子：“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整。”

　　郭沫若拿了条子一看说：“这样大概够啦。”

　　郭起身告辞。陈布雷对郭沫若说：“郭厅长，请留步，委员长还有事。”

　　“对，还有一件事。”蒋介石说：“七七周年纪念，我准备发表三种文告，一是告全国军民书，一是告日本国民书，一是告友邦人士书，请你们给我拟好，送给我看一看。”蒋介石说到这里，看看陈布雷，又微笑着对郭沫若说：“你以后随时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好了。”

　　8月15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栏内发表了胡愈之的一篇文章，还有郭沫若的题词。大意是：青年应让他们自由发展，犹如植树一样，需要充分的阳光和养分，要防止风虫灾害，这样小树才会成长为栋梁之材。对树不好横加剪削捡束，这样即使成活了，也是盆栽小景，派不了大用场。

　　陈立夫把这报纸送给蒋介石说：“请委座看一看，郭某和胡某这是含沙射影，意含讥讽。”

　　蒋介石一看，皱起眉毛来，一边用红蓝铅笔在报纸上批划，一边对陈布雷说：“你看一看，郭沫若和胡愈之写的什么文章?这不是明摆着在讥讽我们对青年不爱护，乱加剪削吗?我们三青团不正是青年的团体，以复兴党国为目标吗?”

　　陈布雷看后，讷讷地说：“蒋先生，我看这两人也不过是书生之见，一般的议论，并非有意讥刺当局，特别是郭的题词，纯是应景文章。”

　　“唉，你呀，你呀，真是书生之见!”蒋介石扬了扬报纸：“他们为什么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和题词，这不是表明他们的政治色彩完全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吗?”

　　陈布雷默然不语，半晌，说：“蒋先生，那么是不是可以召见郭厅长，你当面和他谈一谈。”

　　蒋介石倒是同意了：“你以侍从室名义通知郭沫若来见。”

　　第二天，郭沫若接到陈布雷的一封信，提起了胡愈之的文章和郭的题词问题，还说到蒋的不满之意，委婉地劝说郭不要在有色彩的报上发表文字。陈布雷还附上剪报，说有委座的批语。又说委座亲自单独召见。

　　因为武昌的湖北省政府屡遭日机轰炸，侍从室和军委会已搬到汉口。在一座大洋房的底层一间走廊上，阳光很亮，天气又热，蒋介石身穿戎装坐在条桌后，一看到陈布雷陪着郭沫若来了，站了起来，要郭沫若夹桌而坐，寒暄几句后，就提起《新华日报》上那篇文章和题词来：

　　“那文章实在做得不好。”蒋介石面色红润，虽然带着笑容，但薄薄的嘴辱微微抽挛着，“公务人员么，不好在有色彩的报上发表文章，可以在《大公报》，比较中间性的报纸上发表。”

　　郭沫若沉默不语，场面很尴尬。陈布雷插嘴说：“委员长要仰仗郭厅长呢!”

　　蒋介石立刻接上话说：“我们的三青团宣传的事，要仰仗你们啦!，帮忙宣传宣传啦!”

　　郭沫若说：“三厅已经够忙啦，还有对敌宣传工作。如果我们力量够得到，当然要帮忙了!”

　　郭沫若看到陈布雷满头大汗，长衫的背上几乎全湿透了。是呀!武汉的天气实在太热，而陈布雷这个处境也实实在在使他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