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客观而科学地评估《女神》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呢？在我看来，放在新文学初期的历史语境下来认识和评判《女神》，当然有其合理性，在那样的时间基点上将《女神》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这样的结论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放在近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长时段中来考察，再说它如何如何成熟，说只有它才配新诗，那就可能显得有些牵强了。时下一些文学史家和新诗读者对《女神》评价过低，大概出自两个原因：第一，对此前高度评价《女神》的一种逆反态度；第二，从近百年新诗的整体水平上来衡量所作出的评判。自然，经历近百年历史的淘洗和一批又一批新诗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不断阐释，《女神》的经典化地位事实上已经奠立了，我们今天对它无论怎么高度评价或者过低贬抑，都无法改变其作为近百年新诗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诗歌文本这样的历史状况。基于此，我认为，与其盲目地对《女神》作出或高或低的价值评判，不如从新世纪诗歌创作现状出发，针对当下诗歌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从《女神》中寻找某些可以用来解决当下诗歌困境的启示与对策，也就是说，站在促进新世纪诗歌发展的角度，思考《女神》的当代诗学意义，这或许是当代人对待《女神》的更为妥当与适切的历史态度。

　　《女神》的成功经验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对新世纪诗歌创作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呢？粗略地说，《女神》较为成功的地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时代呼唤与个人诉求的完美融合。《女神》诞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期，是一个激情喷涌、狂飙突进的伟大时代，《女神》也正是诗人郭沫若以新诗的艺术形式，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底蕴所作的精彩诠释，《凤凰涅槃》、《天狗》、《立在地球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等等，无不是激情如火的五四时代精神的审美演绎。与此同时，《女神》又绝不只是弃绝自我的纯社会学表述，它在表达五四时代精神的公共性思想诉求的同时，还将诗人自我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情感形态也凸显出来。例如《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通过高度赞扬如母亲一样的地球可亲可敬、给人无限温暖和关爱的伟大的一面，侧面传达了当时深感民族生死存亡危机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对家园的深挚情意，这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巧妙折射。同时，这首诗还将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后，作为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郭沫若所具有的新的宇宙观、新的生命观、新的时空意识形象而生动地传递出来。因此可以说，这首诗较好地融合了时代呼唤与个人诉求两种声音，从而做到了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完美统一。反观热闹非凡的新世纪中国诗坛，不难发现，其诗歌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毋宁说二者常常是彼此分离的。新世纪以来的不少诗歌，要么是具有充足的公共性内涵，比如某些地震诗、打工诗等，然而其个人性诗学因素却非常匮缺，要么具有鲜明的个人性特质，比如受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观念影响的某些先锋诗歌，但是它们的公共性又显得很薄弱。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彼此剥离，导致了新世纪诗歌出现了要么远离读者，要么远离美学的两极化表现倾向，许多读者对新世纪诗歌的评价普遍不高，阅读兴趣也不浓，就在情理之中了。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彼此分离，阻碍了新世纪诗歌艺术表达的完美性升华，同时也不能不说是促使新诗进一步边缘化的一个潜在原因。如何做到二者的统一，如何达到时代精神与个人心志的有机统一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女神》中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