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作为黑暗现实里的失败，前者也许是暂时的，后者却宣告着一种必然。如果前者还有更多的“壮”可言，那么在后者也许就只剩下了自我解嘲后无以复加的“悲”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

　　是在接受中被简化和定型化了的悲剧英雄，还是在浓重夜色中冲突不出，因而沉湎理想的“一个任性的孩子”?事实也许是，这两者在深层其实是相通的，英雄往往正是那些比普通人多了一些“任性”和孩子气的人。他们的身上保存着更理想化也更纯粹的天性，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和一般人区别了开来，也才使他们最终选择了“英雄”的行为并且成为英雄。所以孩子的任性其实是对英雄的丰富而不是消减。只是，过度的理想主义也可能导致对现状的抗拒和悲观，毫无保留的退守也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取向。当孤傲的执拗走向极端，无奈的自嘲不是作为一种清醒而冷静的精神底色平衡激情，而是成了一种自我沉溺的理由和表现方式，对英雄行为和理想主义的期冀就容易在现实磨难面前，由希望而转向无望进而步入绝望。这就会导致人的遗世孤立和他偏执性格的片面发展与激化。从而导致两者在这一点上趋于统一，走向汇合，并且在这个封闭的圈内相互助长、恶性繁殖。

　　如果这样说不是十分的牵强附会的话，我还想指出，在本诗的题目“一代人”和诗句中的“我”——而不是“我们”——之间，其实早已经隐含着或者预示着在那个时代语境中，个人选择的矛盾及其张力。比如“一代人”的宏大和“我”的渺小，比如“一代人”的担当和“我”的不胜。我不敢说这是顾城所自觉和有心的用意，事实上，这两者也没有必然如此的对立，因为“我”完全可以作为“一代人”中的任何一个个人而发言、而具有代表性。同时无论在诗歌的节奏上还是就诗歌本身的个人性表达而言，用“我”都要比“我们”适宜。因此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诗意的内在张力而言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那特殊的一代人他们痛苦而艰难的现实选择与内心冲突，强调诗歌表意所具有的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