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看来，现在的诗歌处境比较尴尬。如果说当下诗歌需要拯救，这里面涉及好多问题，首先就是什么叫“诗歌”，如果我们理解的诗歌就是五四时期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几个人写的，徐志摩啊，戴望舒啊，那么当然今天很多人写的就不是“诗歌”了，它被边缘化也就被边缘化了，这也没什么关系。还有很多人认为古典诗歌才是诗歌，当代的诗歌都不是诗歌。在这种情况之下，诗歌已经如此边缘化了，但依然有个别诗人被大众所关注。这又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有一次我跟诗人欧阳江河一块坐飞机，我睡着了，江河就跟空姐聊天。空姐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江河说我们是诗人。江河问空姐，你知道西川吗?空姐说不知道。问你知道海子是谁吗?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江河又问，你知道北岛吗?空姐摇头。那你知道顾城吗?空姐说就是那个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这个空姐非常有文化!她对所有非正常死亡的诗人都知道。这说明诗歌的尴尬，就是你不弄成社会性事件，不变成社会新闻，不进入八卦，哪怕是黑色八卦，别人就关注不到你。

　　好在我知道一些其他行当的艺术家，自己读诗，把读诗经验运用到艺术实践中。你说诗歌没有影响，但它影响了少数人，它跟大众之间的关系也许曲折了些。这又涉及一个特复杂的问题：大众喜欢什么样的诗歌?这是个双向问题，大众是什么样，大众自己都不知道，大众自己对诗歌的期待，大众自己都没有想过。大众对诗歌的期待，跟整个教育，甚至跟那些没文化的相声演员和讨好大众的电视剧编剧对诗歌，特别是当代诗歌的理解都有关系。所以这不是个诗歌的问题，是媒体问题，教育问题。当然诗人本身也有问题。　　现在很少有人谈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但是却常会问诗歌走向?我只好说：我不知道。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诗歌有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寻找可能性：语言的可能性，思维的可能性。但是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现实生活的限制，受到历史生活的限制，比如诗歌写作本身上下文的限制。诗歌也受到中国当代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关系的规定。所以诗歌，就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出路不出路的问题。每一个诗人，在写作时，如果除了关心他自己的内心，他还关心一点别人的工作的话，他就不得不在上下文当中，在左、右、上、下、过去、现在，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寻找可能性的工作就相对容易获得一定的文学意义。这可能就是诗歌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