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感慨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卜顿出“自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借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E达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