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常常会想，要怎样一副铁肩才扛得起一个朝代由盛转衰的剧变产生的心理落差？才扛得起夹缝中的芸芸众生的声声叹息？才扛得起中国诗歌在社会剧变中的大课题?

　　所以，不敢想象杜甫是怎样用他并不健壮的躯体承载着一切。驾一叶平平仄仄搭起的小舟，穿梭于暗流涌动的江水中，我能想象杜甫逆流而上的艰难。他走在唐朝的下坡路上，注定要弓着腰，低着头，一点一滴地细数着黎民百姓的苦难，然后蘸着浓于墨的悲哀，含泪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的使命决定了他不可能过得轻松。“穷则独善其身”，多少人用这句话安慰自己，摇摇头，屈服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从此只为个人和家庭的前景奔走。可是，杜甫的心是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管多艰难，他都要用自己的肩膀撑出一片天地，容纳他们的叹息。于是有了破旧茅屋中的那声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有了那句又恨又悲的诗：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而咸阳桥上“直上干云霄”的哭声也从此被后人深深铭记。他是真正的人民“代言人”，以自己的肩膀扛起一段属于百姓的“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