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后虽历经磨难和革命,所生成的政治体制依然脱不去传统的烙印。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基层社会自治的草根政治缺失,政府依然单纯依靠官僚体系控制全社会。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政治实践自古缺乏“软权力”对“硬权力”的制约,到了近代以后,工业社会代替农耕社会,政府的财政资源大为丰富,“硬权力”更硬,“软权力”无处容身。

　　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向以权力而非权利为基础,导致当今中国缺乏“软实力”和价值感召力。以如此贫薄的社会文化资源、如此庞大的政府追求“软实力”,就要求政府首先尽可能弃用“硬权力”而行使“软权力”,放弃“以权治国”,而转向“以德治国”:政府全面从社会退出,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政府的职责,是作出廉洁奉公的道德榜样,而不是今天管这个、明天管那个。美国如今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大政府”时代,但在联邦和州一级从政府拿工资的全部文职工作人员,总人数也仅为600多万,占人口比例的2%多一点。而在中国,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 以上。即使如此,官员的口头禅还是“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问题很难一下子就解决。”这里最大的原因,就是2000多年来过度迷信“硬权力”,社会中缺乏其他的制度资源。

　　曹操《短歌行》中的那种苍凉惆怅,揭示了一位一生征战、试图把握“硬权力”的人,对这种权力之极限的认识和无奈。但是, 在他那个时代,“软实力”的资源早已消耗干净,他也只能在“硬权力”这一条道上走到黑,徒然羡慕上古的政治理想。当今中国,已站在自己的“硬实力”之上崛起为世界大国。如果像过去那样对外“服软”、对内“耍硬”的话,这样的崛起终将因为缺乏“软实力”而丧失后劲。在大国竞争中发展自己的“软实力”,并不是用现金支付的形式给人家实惠,而是解除“硬权力”对自身社会的束缚,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滋养出有世界感召力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