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典范。他辅佐武王征服商朝后,安排周人在商人故地进行武装殖民,以“硬权力”进行弹压。但是,为了使这样的秩序能持久,他奠定了后世所谓的“封建”制度。周王“为政以德”,无事不兴征伐,不加赋役,靠着自己的王田过活。

　　但这套“先王之治”是在信史中生活过的中国人从未领教过的遥远理想。春秋战国之际,周的封建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法之争,体现了面对社会变革的截然不同的应对。秉持周公理想的儒家依然坚持政治秩序的基础是“软实力”,即“德”和“仁”。法家则信奉君主绝对的独裁,并以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为工具,以刑罚为法律体系,牢牢地控制全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了这套法家政治理想的完胜。后来汉随秦制,即使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为了润滑根据法家原则所制造的君主专制机器,降低统治的成本而已。近代以前,中华帝国疆域之广阔、人口之繁盛、行政难度之大,以及帝国内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之完备细致举世罕见,是一套地道的“硬权力”体系。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呢?一些传统派在讨论现代国际关系时, 纷纷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以武力征服为手段,而是“怀柔四夷”,引来各方朝贡。其实,这套朝贡体系的实质,早已被清醒的学者揭穿:在绝大部分时间,中国历代王朝对北方彪悍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一筹莫展,只能以金钱收买。这种对外的“服软”,和“软实力”如何能够同日而语?

　　当然,对外“服软”与对内 “耍硬”并不矛盾。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给中央集权的运作提供最可靠的“硬件”:最优秀的人才经过考试进入政府当官,中央的官僚体系一杆子捅到底,延伸到县一级。在压制之下,社会基层组织破败,缺乏基本的自治能力,事事等着政府拿主意,整个文化也就丧失了能动性。也正因此,虽然明清时代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最发达、人口最多,但文化创造力却比不上春秋战国,也比不上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