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情感：乡愁与温情的交融

　　把自然景物引入文学作品中，始于魏晋时代。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曾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3]从魏晋时代开始，人们把带着情感的眼光投射到外在的景物上，于是，自然景物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同时无疑也寄托了人们的主观精神，成为人们思想的物化。此后，自然景物和文学艺术就处在审美的互动关系中。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观照时，小说中的自然景物叙写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元素，而小说的自然景物，也借作者审美情感的渗入显得熠熠动人。探究迟子建小说中自然景物阴柔之美的成因，挖掘作家的主体因素，则会发现这源于她的乡愁与温情观。

　　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物，出现最多的是东北的月亮、太阳、晚霞、江水等，意象的选取折射出作家的情感倾向。借对故乡景物的描绘，迟子建尽情抒发对故乡的深深依恋。迟子建曾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4]丰厚的土地给予她创作的灵感，茫茫的雪原、浩荡的森林让她博大宽容，宁静悠远的民风使她至真至情。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发表的获奖感言仍然强调是那一片黑土地给她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可见，对东北自然之景不断地加以表现，既成为迟子建创作的底色，也标举了她与故乡的深层精神联系。迟子建在《原始风景》中有过这样动情的言语：“我曾经像一只鸟一样在其中为自然的灵光歌唱过，也曾经像一只苍蝇一样在某一个角落嘤嘤哭闹过，我朝拜那里的日光、雪光、天光，我不愿意我的笔在触动它的神经时弄痛了它，不愿意我的笔在描述它的时候背离了它的本色和初始的声音，我只企望我现在居身的地方能在暑热的逼视下化为一只透明的风筝，牵着我重回旧地，重温旧梦。”对故乡的热爱，使迟子建在描绘家乡景物时，尽可能还原和逼真。即使她走出故土，她还是一次次地精神返乡，深情追忆着那片土地上的日月江河、风霜雨雪。在迟子建的审美观照中，故乡并未因为时空距离而疏远，当她伸出寻求安慰的手臂，触摸故乡母亲那充满爱意的肌肤时，满眼必是温婉、诗意的自然之景。 　　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物叙写，很少是“无我”的纯自然景物，而多带着浓郁的抒情色彩，有灵性，具诗意，彰显出作家浓厚的人文关怀。这一方面是作家思乡、恋乡情结的流露，另一方面源于作家对文学功用的理解。现代社会的突进式发展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愈显严重，混乱无序的社会生活，穷困无助的底层民众，进入迟子建的文学视野，使其创作涌动着强烈的拯救意图。但与一般社会写实类的作家不同，迟子建在把这类内容纳入审美观照时，不是刻意渲染死亡和暴力，而是充满了悲悯情怀，做到苦难中有诗意。她说：“我很少把人逼到死角，我写这些人的恶肯定是生活当中存在的，可是连我都不知不觉，我到最后总要给他一点活路，让他内心还留一点泪水，留一些柔软的东西。”[5]有评论家曾认为，过于温情的表述，阻碍了迟子建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其实，对人类真善美的坚定信念，使作家试图以强化美和爱的方式拯救人类。迟子建说：“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6]可见，对苦难人生的诗意描绘，是她的叙述策略，她对生活的不幸采取一种“抑”的手法，在不动声色中极有分寸地抒发感情。这样，迟子建对自然景物的书写就在浓郁的怀乡情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悲悯意识，尽管小说中的景物描写糅合了悲剧感怀和生存焦虑，但作者情感的流露是平缓的、节制的，小说显得矜持而深沉，阴柔之美也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