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呼兰河传》时已经是1940年底，萧红的生命还有一年，她似乎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大限。因而，这段放河灯里有对“人世”的留恋，更是对“世界”的离别，所以叙述人看“放河灯”的视角与迟子建正好相反：她是从“那里”看“这里”，从“天上”看“人间”， 从“彼岸”望“此岸”。她看到了人们看到的，也看到了人们没看到的——男鬼女鬼，人间好景。在萧红的这个世界里，是人鬼相杂，是天地不明，是生死不分，这样的叙述视角，构造了《呼兰河传》中独有的暧昧、复杂的基调：彼岸里有此在，生中有死，故乡里有异乡，繁华里有悲凉。看似相似，实则有大不同——萧红和迟子建之间的差异，是作家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差异，它最终导致了作品内在肌理和艺术气象的迥然相异，也因此，萧红成为了萧红，迟子建成为了迟子建。

　　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萧红和迟子建之间是影响者与承继者的关系吗?萧红和迟子建之间谁写得更好?这是今天许多研究者们乐于讨论和分析的话题，一如今天很多人讨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一样。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作家之间的承继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世界上哪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会永远走在他人身后?一个总是走在他人身后的作家又有哪个真的称得上优秀?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得有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把萧红和迟子建，看成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也许更为恰切。借用余华在分析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时所言，“两个各自独立的作家就像他们各自独立的地区，某一条精神之路使他们有了联结，他们已经相得益彰了。”又或者说，具有优秀传统的文学史就像迂回曲折的道路，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经过萧红之后，可能会来到迟子建的车站;反之，人们经过了迟子建后，同样也会回抵萧红。没有谁超越了谁，每个作家都生活在大量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她/他们各自都会“人尽其才”，构建属于他/她们各自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