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恐惧”与“欲望”的缺席，也构成了灾难的“自我消解”。也许有一批评论家会津津乐道于迟子建笔下人物的从容淡定。的确，鼠疫并非生活的全部，疫病可以染黑他们僵死的脸，却不能让尊严的心停止搏动。问题在于，过早抵达的从容，会不会使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从诞生起，就面临取消的命运?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