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

　　人物周刊：想知道写作之外的一个哈尔滨女人迟子建是怎样生活的。

　　迟子建：我在哈尔滨的生活很简单，早晨七八点起床，晚上不超过11点就入睡了。人到中年，我把年轻时熬夜的坏习惯改掉了。我吃饭应时应晌，喜欢下厨，爱在菜品上搞个创新。除此之外，就是读书写作，听音乐。当然，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尤其是夜市。

　　人物周刊：作协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写作者有什么利弊?

　　迟子建：好处是可以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类，做些有益于他们文学发展的事情，也让我能接触更多的人，不自闭，这对生活和写作是有好处的。不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因为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牵扯精力。我做了5年作协主席，现在基本适应了工作和写作的节奏，所以在这期间我写了两部长篇《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亲历共和国诸种变革的60后作家，能否谈谈时代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对作品的影响。站在同代人中间，自评与其他60后作家的异同。

　　迟子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大多有小城或乡村的生活经历，“文革”时我们是少年，到我们长大成人，“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大多数人进了高等院校，受到了比较好的文学训练，知识底子相对好些。60后作家不喜扎堆，也不那么愤世嫉俗，在文坛的姿态都比较独立。但我们也有共同的缺陷，生活经历相对贫乏，视野不够开阔，过于沉溺安逸的生活和个人的小天地。还有，我们缺乏50年代作家能吃苦的精神。我说的苦，是指精神意义的苦。但60年代作家还是有生气的，有一批在海内外已获得广泛的影响力，日益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我生活在偏远之地，如果从地图上看，那个位置很可能就被忽视了，因为这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很大很大，对世界来说很小很小。我想我在60后作家中的地位，可能也是如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物周刊：按照出生时间划分族群似乎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惯，但它实际上未必符合个人认同。不知道你在内心会将自己怎样标签，与哪些人在一起会有“群体感”?

　　迟子建：我回到故乡，和故乡的人在一起，会有亲切感，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相反，我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

　　人物周刊：因为是笔谈所以无法追问。但也许有你希望被追问的问题，那就请你自己帮着问再回答下吧。

　　迟子建：谢谢张雄，你的问题已经很丰富了，我没有可说的了。一个作家喋喋不休地说，也是个危险的事情，因为写作是需要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