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仍是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迟子建创作《伪满洲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陈思和曾指出：“历史是一种消逝了的存在，了解历史真相，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统治者以最终胜利者的立场选择和编纂的历史材料，如历来的钦定的历史，由此获得的关于历史的总结和看法，我称之为‘庙堂历史意识’，它除了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揭示历史以外，还强调庙堂权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另一种是通过野史传说，民歌民谣、家族谱系、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民间处于统治者的强权控制下，常常将历史信息深藏在隐讳的文化形式里，以反复出现的隐喻、象征、暗示等，不断换取人们的集体记忆，由此获得的历史的看法，我称之为‘民间历史意识’。”③新时期以来，“民间历史意识”逐渐成为作家们表现历史的主要方式，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表现宏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进步，它表现了当代社会对个体价值及其历史作用的尊重。但是，完全将存活于民间的历史记忆放在强权控制的对立面上，仿佛失去了其自在性，也是并不十分客观的看法，因此这种概括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从90年代初期起，一批曾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等。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涉及到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描绘的“文革”、“反右”等1949年以来的历史，更将笔墨伸展到整个20世纪。这些小说处理的“历史”并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历史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这些小说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④另一方面，莫言、陈忠实等人的新历史小说，成就的仍然是一种伟大叙事和民族寓言，他们对民间的开掘集中在充满野性与强力的人物身上，注重描绘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对暴力的嗜好、对性爱的张扬、对权力的追逐等非常态行为成为其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笔下，民间世界的中心人物是一些逸出了正统意识形态所规范的“英雄”、“强者”。他们的创作虽然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范，但亲近了民间的权力运作机制，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场面，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其作品的结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