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体现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且最有影响的诗歌作品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类似这样千古传诵的佳句，使七夕除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的故事外，又增添了唐明皇和杨玉环长生殿盟订终生的浪漫故事，读者对此无不津津乐道。但是联系到诗人创作此诗的意图，其着眼点首先在于讽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后，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还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其云：“窒乱阶，惩尤物，垂于后世”，足见陈鸿创作的意图是为了证明红颜祸水的观点，想以此对后世起到引以为戒的作用。白居易对这种说法颇为赞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只在诗歌起始部分用“汉皇重色思倾国”透露出讽刺的意味，其它诗句大多是对这对帝妃之间的真挚爱情的歌颂，可以说是一讽而百劝。《长恨歌》以其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歌妓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正因为白居易创作意图和诗歌作品之间的巨大反差，《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成为读者争论的最大焦点问题，综合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爱情主题说。这一种看法认为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大篇幅歌颂两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是起始部分的讽刺也是为唐明皇苦求知己打下的伏笔：其二’讽刺说。理由是在歌颂爱情的背后，更深层次地讽刺着杨贵妃的专宠与跋扈，唐玄宗的荒淫与误国;其三，爱情与讽喻双重主题说。他们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简单相加。也正因为白居易用文学的视角、复杂的心绪来观照这对主人公生离死别的悲剧爱情，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希望从“风情”，也就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这段历史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