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一讴歌理想，不愿描写现实，其毛病是“遥想天边的彩霞，忘记了身旁的棘荆。所谓“理想”，结果将成为“空想”;所谓“讴歌”，将只是欺诓;所谓“慰安”，将只是揶揄了。[5]

　　但茅盾对冰心的创作个性及成就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5]

　　茅盾对冰心的肯定是很有限的。显然，对于兼有政治家身份的茅盾来说，不反映社会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由于茅盾在现代文学批评界的权威地位，其《冰心论》中的观点常常被后来的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接受。

　　从早期权威批评家的评价来看，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冰心的文学创作并非完美。相反，其创作常常暴露一些缺限。尽管冰心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但其与文学大师仍存在较大距离。

　　除了权威的批评家外，权威的文学史也参与了对冰心的评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从50至80年代出版的几种权威的文学史来看，它们对冰心的评价都是很有分寸的。这些文学史一般都是在肯定冰心创作的前提下又指出其不足。显然，它们也没有把冰心看作文学大师。

　　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部文学史中，除了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充分彰显外，其他文学大师的文学地位尚未得到展现。王瑶分别从小说、散文和诗歌三个方面来评价冰心创作的。冰心的小说创作是放在第三章“成长中的小说”之“人生的探索”部分。介绍顺序是在叶绍均、王统照、许地山之后，庐隐之前。这种次序安排本身就带有评价的意味。对于冰心的“问题小说”，王瑶评价不高，尤其是其“爱的哲学”：　　然而她不愿意停留在她最初所留意的“问题”里，现实太丑了，她的中庸主义只能给问题以抽象的解答，她逃入了理想，逃到母亲的怀里。她在温暖的家里感到了“爱”，而在社会的现实里感到了“憎”，她企图用“爱”来温暖世界，自然就和实际世界隔离了。[6]

　　显然，此评价是对茅盾《冰心论》观点的复述，但它的确抓住了冰心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弱点。

　　冰心的散文创作是放在第五章“收获丰富的散文”之“写景与抒情”部分，王瑶是把冰心放在朱自清、叶绍均、郑振铎、俞平伯后面来介绍的。编者既肯定了冰心散文的“曾经为人传诵和称道”，同时对其“逃避时代风雨”又进行了批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