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审美观和他所处的年代,将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审美观的评判总是结合那个年代,而且也因为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朵奇葩。沈从文曾说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来供奉“人性”,“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5}。这种人性即是生命的天然形式,原始形态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柏子、贵生、萧萧、翠翠都是这种自然生命形式的表现。这可能也是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的理由,他一直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这种文学观或审美观在他的自传中很明显地流露出来,“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6}。这样,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带给他自己和读者的就是感官上的享受,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触觉的。《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风俗习惯,我们随着文章的叙述节奏,仿佛置身于那张风景画之中。通篇的和谐之气与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作家创作的视角,采用的文体,运用的语言等问题都是与作家内在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

　　解读《边城》的方法有很多种,相信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和传记研究法来解读文本,会相对全面一些。而且相对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京派的主要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或许更恰当一些。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 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