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共同特征在于,透过作品本身而试图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凭借这种背景而最终解释作品本身。丹纳被公认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他综合了几种学说,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影响很大。在丹纳看来,种族指族类人种的特性,这种种族特性构成它未来发展的“原始地层”{1}。环境指种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社会环境。时代指种族的文化传统在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社会心理等。

　　《边城》是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是他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可以说,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族是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历代统治者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于是在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史中,征服与反征服, 同化与反同化成为主旋律。虽然这种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但处江湖之远的苗民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杀戮。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正如丹纳所描述的,这种种族特性是天生的、遗传的。沈从文曾与研究他的学者凌宇说过,“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虽然在《边城》的文本中,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边城》具有丰厚的苗族文化背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且文本中涉及到了苗族习俗,端午节赛龙舟,对歌,傩事活动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边城》的创作和沈从文所了解的苗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种族观念,可以说,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