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内在的对应和同构关系，是作品意蕴和作者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沈从文小说的结构、意蕴与其创作意图和世界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完美的统一在《边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色：圆形美。

一、圆形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说来，小说叙述视角又有内与外、全知与有限的区分。在《边城》里，沈从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但同时也运用了人物的有限内视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小说的复合视角，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边城》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一种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外在视角的叙述。叙述者以全知的视角置身于小说情景之外，引领读者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笔下营造的偏僻“边城”，去感受和体验那里人们的生活。

　　全知叙述凸显了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风格，达到了小说自由时空安排、极具对照、穿插等艺术整合功能的独特效果。对于《边城》而言，全知视角更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人性世界，作者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全知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仅此而已，《边城》则充其量只会是一部有着独特叙事内容的传统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虽然运用了全知外视角，但读者始终能潜入文本，既不与人物隔阂，又不游离于故事。究其原因，这与小说文本整体上运用全知外视角，但局部细微处却运用人物内视角，从而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形成灵犀相通、代人立言的叙述风格，是分不开的。如下面这一片断：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

　　这里总体上属于全知外视角切入的叙述，但其中划线部分转为翠翠的视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见，见之细，见之切，真实准确。人物内视角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以一种体验的态度显示了主人公好奇、羡慕的内心活动。

　　另外，小说中每当老船夫与翠翠同时成为语境的中心时，叙述者便转换成一位特殊的戏剧化的叙述者，称老船夫为“祖父”(见以上片段中的黑体字)，像翠翠一样。这时叙述者变成了和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隐藏起来。这位戏剧化的叙述者借助小说中人物翠翠的旁观眼光，让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阐释人物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生动的效果。由于看不到叙述者，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随着人物角色进入了作者创造的世界，从而可以毫无中介地直接体会其情感和生活。

　　小说第十三章开头是对翠翠内心情感体验的一段叙写：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这一小段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议论与评价(见划线部分)，明显烙上了作者印记。虽然议论暂时阻遏割断小说的情节展现，但因为作者的这种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与细腻，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内心生活，带给读者的也是贴近人物心灵的真实感，因此没有明显地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也没有导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边城》的叙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视角与多重移动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组合，于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也就出现了多重叙述声音的状况。小说《边城》中清晰地呈现出两个叙事人的声音，亦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隐指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的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 ‘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边地邻里之睦、男女之爱、友人之谊、父子母子祖孙之情等世态人性的精雕细刻，赞美了湘西人民简单而执着的生活信仰、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所以，《边城》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现代商业文明挤压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体现叙述者创作追求的述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所谓底本是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叙事处理的生活现象，它是述本的基础;所谓述本，则是指叙述者创作的体现叙述者意愿的叙事文本。从底本到述本的过程是叙述者实现自己叙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倾注了叙述者满腔情感的艺术生产过程。如果叙述者过份地扭曲、变形底本，使述本与底本在质上根本不同，那么其叙述也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标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边城》中叙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边城》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调，构筑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味的纯净世界。在这里，弥满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氤氲着近于原始的传统风习，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丽的爱情悲剧。自然之美、风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构起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净界。叙述者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他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这是一个无须法律规范的世界，一个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这里一切未经商业文明污染。显然，“边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永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趋近、不可获得，相对于我们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叙述，但是，小说却以强烈的情感性判断，给我们描述了这一现状。

　　此外，在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的字里行间点缀着这样一些议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些明显的充满情绪性的介入式的叙述，同样使得叙述声音显得迷离而不可靠。

　　综上所述，《边城》的叙述者是一位性格极为鲜明生动的叙述者。这位多元性格的叙述者可以被称为圆形叙述者。小说的叙述声音游走在可靠与不可靠、全知与有限之间，腾挪闪躲，丰富了表现的效果。同时，叙述者众多不同的个性看似矛盾，叙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以此透视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