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放性结尾的角度说，《边城》表现出一种意义图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城》中的田园世界的自我颠覆性。《边城》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秩序本身，也生成于对这一秩序的质疑。郑树森即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对比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这里所说的“强力”指的就是来自外部的“现代性”的力量。所以《边城》不单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其中的“所说”和“所示”之间有天然的缝隙，也就是说，沈从文在呈现出一个疑似田园牧歌世界的同时，也暗示出这个田园世界的不可能性。“所说”(田园牧歌)与“所示”(边城世界内部的自我分裂)互相纠葛冲突，展示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图景。这种自我分裂迹象在沈从文此前的小说《灯》中已经包含了，当《灯》的结尾男主人公不经意间透露出那个出身于湘西的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湘西视景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此，沈从文自己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啻一种冒险：边城世界的真实形态的瓦解的风险。《边城》中的田园诗的话语方式与真正的湘西的本来样态之间正存在着这种断裂。田园牧歌生成的同时也蕴涵了被颠覆的因子。正如王德威在《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断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边城世界也因此显露出内在的虚构属性。